管控之难：印度活跃的中国企业
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印度政府迅速採取行动，限制中国投资、审查中国企业的营运，并推动其”印度化”。其意图相当明确：以监管手段传递政治讯号。然而，政策执行过程中却揭示了一个更严峻的现实——印度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加上其自身经济结构上的弱点，限制了新德里监管与掌控中国企业的能力。当印度仍深度嵌入中国资本、供应链与专业技术时，新德里是否仍能实质主张其经济主权？
2020年夏季，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在拉达克东部的越界行动引发了加勒万河谷的冲突并造成多人伤亡，这对在印度的中国企业和商家而言是一段艰难的时期。随着印中双边关系的恶化及信任赤字持续蔓延至经济领域，印度政府在2020年至2023年间发布了一项指令，要求中国企业将印度籍人士纳入其董事会中。然而，中国公司对这项指令普遍态度冷淡。印度的官僚体系能力不足，加上其经济对中国资源的依赖，使新德里难以有效推行其意志。
东亚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用人与招聘模式，反映了儒家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例如等級秩序、忠诚和集体主义。因此，在人事任用的政策上，民族中心主义仍然是预设模式。然而，中国跨国企业与其他东亚企业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与近年来在任命制度上逐渐采用多中心主义的日本或韩国企业不同，中国企业一直坚持民族中心主义。這或可解釋為中国跨国企业在全球扩张方面相对起步较晚，因此在采纳全球人力资源实践方面较为缓慢。然而，关键的区别在于中国共产党所扮演的角色。中国企业始终与党中央保持紧密联系，并使其战略目标与党的要求高度一致，这种关系要求企业维持战略控制，并规范知识转移的程度，以确保与国内领导层的目标保持一致。因此，人员配置、晋升以及领导层的任命（特别是在海外岗位中），也受到政治可靠性、信任，以及对公司总部与中国党国体制的忠诚度的影响。
限制、审查与本地化
印度对中国企业的限制，早在边境冲突之前便已开始，当时全球正开始着手应对新冠疫情。印度政府在2020年调整了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FDI），规定凡是来自与印度接壤国家的实体或个人的投资，皆必须经过政府批准。此举实际上结束了以往在非战略性领域所允许的自动核准机制。这项政策被称为《第3号新闻稿》(Press Note 3)，该项修订旨在遏制中国投资者对印度公司的机会性收购，起因是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增持了印度住房开发金融银行（HDFC Bank）的股份。在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国内虽曾一度掀起抵制中国产品的激烈言论，但并未持续太久，随之而来的，是针对中国企业加大监管审查力度并采取惩罚性行动，理由包括涉嫌逃税、洗钱及非法向境外转移资金，尤其在电子行业中表现尤为明显。
印度政府指示采取的另一项措施，与其实现自给自足并将印度转型为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制造大国的目标相一致，即在多个领域内推动中国企业的运营和管理“印度化”。这些措施包括：在印度本地运营中引入印度股权合作伙伴、让印度合同制造商参与生产、扩大印度出口业务，以及仅雇佣本地经销商。在此过程中，也提出了任命印度高管担任高阶职位的构想。然而，在2024年10月两国就实际控制线达成巡逻协议，并决定在不同层级重新接触之后，这些本土化措施的力度似乎有所减弱，尤其是在任命印度人担任高管职位方面。
事实上，印度政府正在放宽在印中国企业中担任非技术类管理职位的中国公民的签证规范。新德里仍在持续努力，逐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例如推动印度本土供应商的发展，以及出台相关计划以提升电子元器件的印度国内制造能力。 然而，印度政府既无法有效管控中国企业，也难以说服它们遵守其指令，这给长期减少对中国依赖的前景蒙上了阴影。中国的出口管制和供应链武器化，意在阻碍印度的制造业雄心，并拖慢印度走向自力更生的进程。因此，新德里的政策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面对中国行动时的无力感。
为何印度人缺席董事会？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政府的“指示”看起来更像是建议，而非任何具有强制力和约束力的政策。这种指令缺乏力度，使得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子公司得以规避有效执行。此外,印度籍人士被排除在中国企业印度运营和管理中的高层领导及董事会职位之外，是中国跨国企业中一种普遍存在的全球现象。这源于其公司治理理念，而该理念受到组织、制度、文化和战略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与塑造。其核心在于中国跨国企业对其海外子公司实行的集中控制。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跨国企业的总部已发展出一套针对海外子公司（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的控制与合法化工具组合。这些措施包括在各层级、各职能与各地区应用关键绩效指标，并将其与奖惩机制挂钩。其他措施则包括通过强调效率和权威来推动全球运营标准化，以及划分海外子公司的职责，避免其形成权力中心。例如，使子公司在结构上相互依赖，而最终决策权与战略制定权仍掌握在中国总部手中。此外，中国跨国企业还确保对核心公司原则进行定期培训和榜样示范，并定期轮换高管，要求他们定期返回中国听取简报；大多数高管最终会在约三年后被调回中国。
通过倡导全面控制对整体公司有益、提供物质奖励作为诱因，以及诉诸道德劝诫、强调伦理行为和共同价值，中国跨国企业推行标准化，并确保海外子公司接受其控制机制的正当性。公司总部实施的这种高度集中化的严格控制及全面统一的做法，是其与中国党国体制联系的自然产物。这种联系不仅限制了子公司的管理自主权，也抑制了当地领导者（即便是高层领导）的权力下放。在人事任用或招聘中选择民族中心主义的做法，是一种关键的控制机制，而不仅仅是一项人力资源决策。尽管儒家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如等级制度（包括遵循政府指示）、忠诚和集体主义，并非中国企业独有，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企业持续且具主导性的作用却尤为突出。
担任高级管理职位的中国籍外派人员，应被视为战略执行者与整合者，而非技术专家。他们的职责是持续致力于使海外子公司的行动与公司及党国体制目标保持一致。随着中国跨国企业在海外扎根，管理层的招聘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本土化趋势，但大多局限于中低层岗位。尽管本土化被视为中国企业全球扩张加速及业务范围拓展的重要特征，但它仍然具有情境依赖性，通常不会超出销售、促销和广告宣传等领域。因此，尽管中国公司声称要与“印度制造”倡议保持一致，但它们实际上却选择忽视了将本地子公司“印度化”的呼声。
官僚体制的能力不足
为了回应印方的关切，中国企业仅做出了一些小幅调整，例如任命印度经销商，并在生产环节与印度的合同制造商进行合作，以营造出他们正在落实相关要求度印象。然而，他们并未在管理层面做出实质性改变。这种“换汤不换药“式的表面调整，或许有利于对外观感，但却反映出一种复杂的政治经济格局：印度难以摆脱其在资本、零部件和技术人才方面对中国的依赖。这也让人质疑印度官僚体系和政治阶层是否有能力理解并约束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商业扩张。
印度企业及更广泛的经济产业生态系统，虽然意识到在自给自足问题上需要与印度政府保持一致，但他们也主张放宽对中国专业人员的签证限制，如今这一诉求已进一步延伸为，越来越多人呼吁重新审视《第3号新闻稿》针对中国投资的严格限制政策。显然，印度需要采取更加细致和全面的方式来维护其经济利益：将限制范围限定于具有战略或国家安全重要性的领域，通过设置明确的投资申请审批时限来确保透明度，并让议会对相关官员进行监督。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2023年2月的讲话，印证了印度在经济依赖问题上，无论是产业界还是政府都受到掣肘。他指出，作为一个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印度并不具备与中国正面对抗的条件。事实上，印度希望成为连接全球供应链的制造业枢纽的雄心，在理念上正是受到中国经济与工业发展经验的启发。正是由于意识到印度在效仿中国的发展路径，并担忧其地缘政治对手潜在的经济崛起，中国共产党才试图为印度制造业制造瓶颈。
与此同时，从印度内部来看，印度的经济弱点也导致其错失了提升自身能力、并为未来应对“中国挑战”做好准备的机会。这些弱点包括：企业缺乏承受短期阵痛的能力；中央政府过度集权，进而限制了印度各邦的经济活力；生产激励计划设计不当；以及印度私营部门不愿在研发方面承担起应有的责任等。印度企业界对中国政治经济及其国内政治的日常动态，依然显得一无所知。这种认知缺失导致了错误的预期，认为2024年印中两国军队在拉达克东部完成脱离接触，便意味着印中关系将恢复正常。
鉴于当前美国政府将贸易作为对印关系的武器所引发的全球经济逆风，印度总理办公室正在重新评估《第3号新闻稿》，并探索如何为更多中国投资敞开大门。有迹象表明，印度将在电子和耐用消费品领域推行自由化政策，相关领域的持股比例预计最高可提升至49%。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向中国投资（逐步）重新开放的措施，也需要放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重新定义印度产品的脉络中来理解：即任何在印度本土生产、凝聚了印度人汗水的产品，无论企业本身源自印度本土还是海外，皆可被视为印度产品。
简而言之，印度的经济现实及其在行政或监管能力上的不足表明，印度试图监管或控制中国企业及其在印度的经营方式的努力，很可能成效有限。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Anand P. Krishnan. 2026. ‘Not Amenable to Control: Chinese Corporates in India’. India’s World. 11 March.
Translated by Japneet Ka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