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指责印度外长之前，应先管好自己的内政

《环球时报》最近刊登了一篇由王大明撰写的文章，文章严厉批评了印度外长苏杰生（S. Jaishankar）。文章首先谈到了高层外交对话和多次双边会晤，尤其是关于边界问题，提到两国努力缩小分歧， “尽早达成互为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然而，作者随后引用了外长苏杰生在《经济时报》主办的全球领导人论坛上的讲话，外长提到： “有一个普遍的中国问题。我们并不是唯一一个与中国辩论的国家…印度有一个中国问题……一个比世界普遍的中国问题更特殊的中国问题。” 王大明认为，外长的言论遵循了印度的内在逻辑，即中国是“坏人”，给所有国家制造了“中国问题”，而印度的中国问题也不例外。因此，印度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反华政策 。

然而，这篇文章很快被《环球时报》撤下，尽管仍然保留了该文章的中文版。

 在这背景下，作者需要被问到的是，谁在2020年5月在拉达克发起了对抗？尽管2018年和2019年印度总理莫迪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举行了非正式峰会，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却进入了拉达克，印度军队不得不在实际控制线（LAC）沿线的五个地点调动兵力。三年前，中国曾积极寻求改变锡金南部巴唐拉和多卡拉地区的现状。

接着，作者指出，苏杰生的外交争斗赢得了一些支持者。然而，他主导的外交策略和战术充满了各种手段，这些手段既没有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外交的道德感，也没有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外交的伦理感。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即《环球时报》这篇文章的作者，或是他在北京的导师，是否希望印度接受拉达克局势变化作为“事实”？

持续不断的发展

就在几天前，有报道提到中国在拉达克的阵地“巩固”，特别是在靠近班公湖附近的斯潘古尔湖北岸。自2020年对峙以来，西藏靠近实际控制线（LAC）的基础设施建设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发展。一个大型军营，包括双层建筑和其他设施如直升机停机坪已经建成。环球时报是否意味着为了 “正常化” 关系，应该忽视这一切？这种对印度及其外长的激烈态度，实际上掩盖了中国内部更为严重的问题。

中国是否降级了国防部？

梅珊珊(Shannan Mei)和丹尼斯·J·布拉斯科(Dennis J Blasko )在《防务一号》指出，中国目前没有一位功能性的国防部长。作者解释说，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尽管进行了一些重要的人员调整，但有两项变动并未发生：海军上将董军，作为国家国防部长，既没有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CMC）成员，也没有被任命为国务委员。这显然是对国防部的一次降级，可能会使中美之间的军事关系更加复杂。根据惯例，国防部部长应当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这样他可以直接接触到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同时，国防部长还是国务委员，因此他能够定期与中国总理会面。然而，目前董军并未拥有这些特权（他于2022年12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晚于前任李尚福将军两个月，而李尚福将军和他的前任魏凤和将军都已被免职）。 

解放军准备好了吗？

与此同时，军队中的反腐斗争仍在继续，这场反腐斗争已导致超过一百名将军被免职。根据《南华早报》（SCMP）的报道，北京宣称在反腐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同时解放军将领们称赞习近平对这场运动的领导，认为其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军队。然而，许多案件仍未解决—其中许多涉及的是习近平掌舵时被提拔的军官。该报道还指出，考虑到习近平接管之前军队中存在的严重腐败、用于现代化武器的巨额开支，以及解放军作为党派武装力量的封闭文化，反腐运动远未结束。

在没有有效的国防部长，且许多将军仍在反腐运动的调查之中的情况下，中国显然尚未做好准备。

今年八月底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NSA）杰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在北京的互动中，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又侠将军（General Zhang Youxia）强调了中国在新时代实施“政治建军战略”的决心，提出要弘扬彻底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训练，努力开创政治建军的新局面。

自我革命

张将军所说的“自我革命”似乎是对毛主义艰难时期的回归。《中国媒体项目》对中国媒体监测解释道：“[自我革命]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领导下，通过根除腐败和无效的干部，保持党内‘纯洁’的过程…这一理论被视为习近平对朝代兴衰历史问题的回应，承诺赋予党无限期的统治权或持续的政治合法性——这一切都无需面对外部监督或通过竞争性选举寻求民众支持”。习近平首次在2015年于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讲话中使用了这一口号，要求成员们 “敢于自我革命” 。

一年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详细阐述了“党自我革命的目标和任务”，并讨论了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创新和自我完善的要求。他指出，如果党能够保持纯洁、无私，并具备自我纠正的能力…那么它就不需向任何人负责。

中国似乎回到了毛泽东时代。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者王均伟认为，这是“拯救中华人民共和国免于重蹈清朝、明朝及其他所有朝代覆灭命运的唯一方法。这是一个千百年来中国封建王朝未能解决的难题” ，王均伟并补充道，习近平的政治思想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的背景下形成的。

这就是为什么与印度在拉达克的对峙，相较于习近平的其他难题，算是一个次要问题。某位‘专家’ 的专栏可能暂时（或不会）帮助北京应对印度。但中国仍然面临其他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环球时报的专栏很可能是中国用来转移印度注意力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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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de Arpi. 2024 .‘China Needs to Put its House in Order Before Casting Aspersions on India’s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Himalayan Studies, Shiv Nadar Institution of Eminence. Commentary. 23 September.
Translated by Japneet Ka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