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抵达达旺：65年过去了，印中关系依然复杂而混乱。

65年前，在西藏高原上发生了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对印度产生了不可估量和难以置信的影响，此前印度的北部边界一直和平相处。1959年3月31日，西藏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越过纳姆江楚河畔（Namjiang Chu ）的肯兹马内 (Khenzimane）边界是今天的阿鲁纳恰尔邦, 达旺地区进入印度。几天前，这西藏领导人在南部西藏的隆子宗（Lhuntse Dzong）露营时，向印度总理发了报。达赖喇嘛刚在1951年5月谴责了北京被迫签署的《十七条协议》，称：“西藏政府已尽最大努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但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剥夺西藏政府的权力，在一些地区他们为战争而做准备。 1959年3月17日下午4点，中国向我住所发射了两枚炮弹。 他们无法造成太大的损害。 但是，由于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我和一些信任的人在当晚10点成功逃脱了。”

印度达旺助理政治官穆迪（TS Murty）就收到赖喇嘛可能寻求进入印度的指示，穆迪（TS Murty）被要求前往边境迎接这位“贵宾”，并护送他前往达旺、邦迪拉(Bomdila)和提斯浦尔(Tezpur)。

一份来自印度政府的档案文件中指出：“我们预料到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此我们已经指示本地区的各个检查站应该怎么做准备。因此，当达赖喇嘛越境进入印度领土时，达赖喇嘛被印度达旺分区的助理政治官迎接了。稍后，达赖喇嘛的其他随行人也陆续到进入印度来。与达赖喇嘛一起或在他之后到来的人总数为80人。”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超过85,000名西藏人将逃脱到印度。

达赖喇嘛抵达印度

3月31日上午9点，穆迪（TS Murty）到达了楚棠木（Chuthangmu），那里安置着一支阿萨姆步枪部队第五营岗位的一支分遣队。达赖喇嘛的先遣队已经由一名下级领导下两天前抵达了该岗位。穆迪（TS Murty）被告知，同一天下午2点预计达赖喇嘛、他的家人、部长和导师组成的主要团队将进入印度。

穆迪（TS Murty）向邦迪拉(Bomdila)和西隆 （Shillong）（阿萨姆省长的办公地点）传达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方面的追求。”

在肯齐马内（Khenzimane）边境处插上他的拐杖（自那时起已成为一棵美丽的树，被当地人称为“圣树”）之后，达赖喇嘛前往丘唐木（Chuthangmu）检查站，穆迪 （TS Murty)向他转交了印度总理的信息。印度立即将这位藏族领袖视为“尊贵的客人” ，在过去的65年里，他一直保持这样的待遇。

 这对印度将产生重要影响。不久之后，与中国在边境发生了第一次冲突（1959年8月25日，在苏班西里地区（Subansiri）的隆珠 (Longju) 发生了第一次严重冲突）。这无疑是对西藏领袖热烈欢迎的回应。

中国今天的主张

最近，北京再次开始声称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是其领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959年达赖喇嘛及其随行人员在肯齐马内（Khenzimane）进入印度时，中国政府并没有对边界的位置提出抗议，甚至也没有声称达旺是‘南藏’的一部分（这是北京今天用来定义阿鲁纳恰尔邦地区的术语）。

中国方面完全知道西藏领袖已在印度领土寻求庇护。奇怪的是，北京今天坚持认为达旺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显然这是事后的想法。

如果北京当时已相信达旺地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就会跟随达赖喇嘛及其随行人员进入该地区，并阻止他前往阿萨姆。

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也清楚提到，丘唐木（Chuthangmu）是他被阿萨姆步枪队接待的边界。他写道：“我想说明印度政府驻阿萨姆的官员在尽最大努力，使我在这个管理良好的印度地区的逗留和旅程尽可能舒适。”

1959年3月的事件

1959年3月西藏领袖抵达印度是西藏事件的高潮。这包括3月10日的西藏人民起义。达赖喇嘛于3月17日夜间逃离拉萨，接着随后的几天内发生了对藏族人民的大屠杀，最终由共产党进行所谓的 ‘解放’西藏人民。

在致外交部的1959年3月、4月和5月月报中，拉萨的印度总领事 SL Chibber少校描述道：“在争取自由西藏的运动历史上，1959年3月将是最具历史意义的一个月,在这个月里，藏人的高低人士都在西藏首府拉萨，公开挑战中的统治。中国人民解放军（PLA）的力量，在1959年3月20日发动了一场全面进攻，对组织混乱、装备不足、训练不足的藏人使用了炮兵、迫击炮、机枪和各种自动武器，[抗议]是短暂的。”

Chibber继续说道： “1959年3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解散了西藏地方政府，并将其所有职能和权力转移给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中国作家 李江琳她的《苦难中的西藏》书里提供了另一个描述。她使用了中国的资料来描述拉萨的镇压。江林写道：“从3月25日到4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以及在上海召开了八届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镇压西藏叛乱和与印度的关系是讨论的两个问题。

 吴冷西当时是新华通讯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在他的回忆录中透露了毛泽东对中-印关系的一些思考：“让印度政府现在犯下所有的错误。等到时机成熟，我们会跟他们算账的（伟大领袖可能会这样说）。”

在1962年10月，三年后，印度军队第7步兵旅在塔格拉山脊的山坡上遭到重创，此事被视为“算账”。

自那时以来，北京利用其宣传机器将1959年的戏剧性事件描绘成白色，实际上它们是负面的。

宣传仍在继续

最近，截至2024年3月21日，《中国西藏网》重新发布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采访，她是《百万农奴站起来》一书的作者。她和埃德加·斯诺一样，属于列宁所描述的 “有用的白痴” 范畴，即外国人为中国共产党的所有行动辩护，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行动。

在1959年8月，西藏人大屠杀之后（被北京俗称为“民主改革”），她是首批抵达西藏的外国记者之一。她写道：“高原上的空气稀薄，整个大自然似乎都浸透在阳光中。雪峰、岩石、悬崖和长长的斜坡牧场都有非常鲜艳的颜色，比我以往见过的任何景色都更耀眼。”她补充道：“也许，与其相信别人，还不如亲自去看看。”

中国网站写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访问了罗布林卡、大昭寺、布达拉宫、哲蚌寺等地区。她采访了僧侣和前农奴，与农民和牧民一起庆祝果节（丰收节），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斯特朗为共产党对西藏人的“解放”而庆祝。

65年后，北京仍然利用斯特朗的宣传文章来为他们1959年的行动辩护，却忘记了根据中国自己的记录，1959年3月和4月的这几周内，有8.7万名西藏人被杀害，尽管根据《中国西藏网》： “[斯特朗]做了大量功课，分析了民主改革的背景，还仔细观察和记录了拉萨、山南、日喀则、林芝等地区的民主改革情况。”

生活方式的终结

RS 卡普尔 （RS Kapur）, 另一位在江孜担任印度贸易代理的印度官员在他通常毫无感情的年度报告中写道:” 当西藏的心脏在流血的时候，自由世界只是发表演讲。随着联合国关于西藏问题的辩论结束，西藏人失去了生存的所有希望，茫然地望着天空，问道: 上帝在哪里? 佛在哪里?对于一个一直希望和平共处的种族，世界怎么能目睹如此残酷的行径?”

卡普尔补充写道:“西藏人说，佛陀已经从世界消失了;(他们)正在迅速失去种族生存的希望。从各方面来看，西藏已经完了。” 65年的悲惨故事。但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故事的结局。

译者: 孔佳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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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Original: Arpi, Claude. 2024. ‘Dalai Lama’s arrival in Tawang: 65 years on, India-China ties remain complex and chaotic’.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Himalayan Studies, Shiv Nadar Institution of Eminence. Commentary. 1 April. 

Translated by Japneet Ka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