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打交道：为何贸易与凯拉什朝圣之旅，应成为印度在实际控制线问题解决之前的破冰之举
印中关系“重启”一个更简单的第一步，或许可以是恢复1950年代时的边境开放状态，尤其是贸易往来与延续了数百年传统的冈仁波齐—玛旁雍错朝圣之旅。
坊间一直流传着德里与北京有意解决实际控制线（LAC）争端的传言；然而，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印中之间存在若干提及实际控制线、却从未对其加以明确定义、也未在地图上划定边界的”协议”。因此，这些既有协议究竟该如何处理，将是第一步就必须解决的问题。
要解决实际控制线问题，也意味着需要厘清双方（无论是在地图上，还是在实际地面上）各自不同的认知与判断，并设法调和彼此相互冲突的主张。
例如，在拉达克地区，据称双方对边界的认知，在12个地点上存在分歧。这项任务并不容易，尤其是在东段（涵盖锡金与阿鲁纳恰尔邦），中方从未在任何地图上展示过其”认知”边界。
至于北段，双方曾于2002年互换地图，但仅仅展示了20分钟，随后便被双方收回。除其他争议问题外，中方对印度地图上标示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Gilgit Baltistan）一事表示反对。
一个更简单的第一步，或许可以是简单地恢复1950年代时的边境/实际控制线开放状态，尤其是在贸易，以及延续了数百年传统的冈仁波齐—玛旁雍错朝圣活动方面。
重开什布奇山口
中方近日已同意于2026年6月重新开放什布奇山口通道，喜马偕尔邦政府将此视为对贸易与旅游业的一大利好。该贸易通道自2020年新冠疫情限制措施实施以来即处于关闭状态。作为2024年印中领导人层级会谈后两国关系 “重启” 进程的一部分，双方还同意重新开放包括北阿坎德邦的里普列克山口，以及锡金邦的乃堆拉山口在内的其他贸易通道。但仅仅重开山口通道，还远远不够。
引人入胜的报告记录
在我研究印藏关系的过程中，最令人着迷的档案发现之一，便是印度贸易代表（ITA）所留下的报告，尤其是驻扎在西藏噶大克（Gartok）的那几位代表。
1904年荣赫鹏使团（Younghusband expedition）远征西藏，并于同年7月签署《拉萨条约》之后， “世界屋脊” 上共设立了三处印度贸易市场：一处位于亚东，靠近锡金、地处春丕河谷；一处位于江孜，在拉萨以南；而更为重要的一处，则设在西藏西部的噶大克。
数百年来，印度北部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往来一直十分兴盛。即便在1951至1952年中方进驻之后，这项贸易活动依然持续了将近十年之久。
据驻江孜的印度贸易代表（ITA）记载，1952至53年，“来自印度的各类商品，为满足西藏民众及驻藏大批中国军队的消费需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量”。
在中方占领初期，大部分商品皆来自印度，因此贸易规模在随后几年间持续增长。喜马拉雅山脉的各个山口，也持续见证着一支支绵延不绝的商队，源源不断地北上前往青藏高原。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方甚至不得不通过印度这道”后门”，为西藏进口大米。该贸易代表评论道：“若能不受限制、放开手脚，他们其实非常希望连罐头食品、衣物、装备及其他物资，也能采取同样的做法（即从印度进口）。”
1951年至1954年间，对解放军（或称“占领军” ）而言，从印度获取补给，是成本最低、也最便捷的途径。
贸易的衰落
这项曾是喜马拉雅地区民众赖以维生的贸易活动，随着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离开故土而开始走向衰落，并于1962年彻底中断。
在1960年11月20日呈交锡金政务官的一份报告中，时任印度驻噶大克贸易代表的阿·克·巴克希（A.K. Bakshi），描述了1960年贸易季节期间西藏西部地区的实际状况。
此次考察行程，发生在拉萨起义及达赖喇嘛随后逃往印度事件一年多之后。巴克希很快便发现，西藏西部的情势并非一片乐观，边境贸易表现不佳。“由于1960年贸易季节前景不明朗，尤其是来自喜马偕尔邦、旁遮普邦及拉达克地区的印度商人，未如往常般大规模前往西藏西部。即便是北方邦的商人，也是很晚才启程，且携带的货物存量相对较少。”
1959年中藏中部地区发生的事件，加上中方收紧贸易条件，都对印藏之间的商贸往来造成了冲击。
这位贸易代表进一步解释道：“过去，中国人及其藏族雇员经常大量向印度商铺采购商品，但如今他们所有的需求都已由中国商铺满足，这些商铺还引入了配给券制度。这些人如今很可能是奉命行事，刻意避免光顾印度商铺。”
他还指出，西藏西部传统上有三大主要出口商品：羊毛、盐与硼砂，这些如今正逐渐被中方接管；对印度商人而言，羊毛始终是最重要、最主要的贸易商品，但如今”已几乎被中方垄断，他们已将收购价格提高至每莫恩德（maund，重量单位）135卢比。中方自今年起，也已开始将羊毛出口至内地（新疆）。“中方显然无意维系与印度的这段旧有贸易关系。
这位贸易代表所作出的结论并不乐观：“贸易前景看起来并不十分光明。” 更令情势雪上加霜的是，中方还不断通过中间人施压，“企图抬高藏族产品的价格，同时压低印度商品的价格，具体做法是禁止我方商人与多克巴人（Dokpas，游牧民族）直接进行以物易物交易，并向后者灌输一种被歪曲的观念，即我方商人数百年来一直在剥削他们。”
整个操作过程，其目的似乎就是要缓慢却确实地，将印度商人挤出西藏市场；巴克希认为，一旦中方能够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他们便会着手开设自己的毛纺厂。
冈仁波齐朝圣之旅的命运
根据印度贸易代表的报告，“由于西藏西部局势动荡不安”，在1959年3月拉萨起义爆发之后，中方建议印度朝圣者暂缓前往冈仁波齐与玛旁雍错地区朝圣。因此，1960年前往冈仁波齐与玛旁雍错朝圣的信众仅有25人；其中主要一批共13名朝圣者，由奈尼塔尔的斯瓦米·维迪亚南达（Swami Vidyananda）率领，经翁塔·杜拉山口（Unta Dhura pass）进入西藏西部，并于8月22日经里普列克山口（Lipulekh pass）返回加尔比扬。
尽管朝圣者本身”由于无需依赖当地政府提供交通等各项设施”，因而未遇到太大困难，但招待所方面的问题”依旧一如既往地严峻”。在返程途中，这位贸易代表下榻于冈仁波齐地区、位于罗刹湖（Rakshastal lake）附近唯一可供住宿的招待所；他发现该处”根本不适宜人居，看起来比马厩还不如”。巴克希表示，据他从朝圣者口中了解，“携带收音机与报纸受到限制，且出于安全考量，中方并不赞成信众绕行冈仁波齐（Kailash Parikrama）转山这一做法。”
当这位贸易代表向噶大克的外事局提及上述种种困难时，指出”由于中方建议西藏西部局势动荡，我方朝圣者已连续两年无法前往圣地冈仁波齐与玛旁雍错朝圣”，巴克希得到的答复是：一旦阿里地区局势恢复正常，朝圣者便可恢复前往圣地朝拜。然而，这一承诺始终未能兑现。
可行之道？
喜马偕尔邦的什布奇山口与北阿坎德邦的里普列克山口，曾于1990年代部分重新开放，乃堆拉山口则于2006年重新开放，但均因2020年新冠疫情而再度关闭。
对北京和德里而言，恢复过去的贸易与朝圣活动，或许可以成为一项建立信任措施（CBM），也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此外，还应通过德姆确克、什布奇山口、尼提山口或马纳山口，开辟朝圣冈仁波齐的精神通道。让数十万计的印度朝圣者前往西藏的圣地朝拜；由此带来的可观收益，中方也不会有所不满。
毕竟，尽管印巴两国之间存在诸多严峻现实与困难，印巴之间的卡塔普尔走廊仍作为双方善意的相互表态而顺利开通。两国政府就建设该走廊达成一致，以便利前往锡克教祖师古鲁·那纳克最终安息之地朝圣的信众顺利通行。
对于北方边境而言，这些无疑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方向，因为贸易与朝圣活动，始终在印度与西藏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确实有望成为连接喜马拉雅两侧的一座桥梁，并在未来发展成为中印之间一项重要的建立信任措施；而实际控制线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许也将随之水到渠成。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Claude Arpi. 2026. ‘Dealing with China: Why trade and Kailash Yatra should be India’s opening move before LAC settlement’. Firstpost. 13 Febru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