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美伊以战争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在波斯湾发动的战争不断塑造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现代战争的理解与军事战略准则改革。1990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让北京接触到军事革命，暴露出其通过逆向工程仿制的苏式武器库在高技术冲突中的落后。十年后，伊拉克战争促使解放军向联合作战和联合战役指挥做出决定性转变，从而催生了2015至2016年的战区指挥体制改革，重组了中国的国防最高层级。同样地，当前持续进行的美以伊战争正受到北京的密切关注，并带来了重要的战略准则启示，将稳步指导其兵力结构、作战概念及更广泛军事视野的调整。
首要焦点是作为核心作战主题的饱和攻击。广泛使用低成本、慢速度的“见证者”（Shahed）无人机表明，廉价系统如何能够削弱诸如“萨德”和MIM-104“爱国者”等高价值防空资产。这强化了北京的信念：规模可以弥补技术优势，且无人机可以被当作弹药来使用。
即使是多层防御（即“铁穹”和“铁剑”）也面临着饱和极限，从而使导弹和无人机得以屡次突破。将集束弹药整合到导弹载荷中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挑战，迫使防务方消耗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拦截弹来应对更廉价的威胁，从而侵蚀了防空系统的效率和韧性。中国人民解放军注意到，美国弹药的耗尽以及缺乏快速补充的工业纵深是一个严重弱点。值得注意的是，在短短12天内就消耗了近80枚RIM-161“标准三型”拦截弹，这大约是一整年的产量。
如果连生产基础设施相对简陋的伊朗，都能让美国的拦截弹库存承受巨大压力，那么中国庞大的工业基础和产能弹性，若再结合饱和战术，对对手而言将更具毁灭性。其暗示不言而喻——生产自主权、端到端供应链控制以及战时产能弹性，是塑造任何冲突轨迹与可持续性的关键。
第二大主题是海上咽喉要道对中国及全球经济的脆弱性。中国将其称为“战略窒息” ，即能源、贸易和海上航线的中断可能动摇其高度依赖进口的经济的风险。其中两个咽喉要道至关重要——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尽管北京可以通过管道多样化能源进口来源和贸易路线，并扩大对俄罗斯和中亚的陆上依赖，但海上咽喉要道持续存在的脆弱性需要做出持久的战略回应。
这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实现从过度强调近海防御向可信的远海护卫的战略转变。正如张文木所贴切描述的那样，海上控制本质上具有流动性，犹如“用别人拿着的吸管喝水”，中国必须优先拓展其海军兵力投射能力。在此背景下，加强进攻性海军资产（特别是航空母舰和核潜艇），并提升吉布提和瓜达尔港用于海军深海基地的能力，对于确保长期能源流动和维持经济韧性至关重要。
情报构成了中国讨论中的第三大主题。精准、可执行的情报在锁定高价值领导层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已变得至关重要。北京方面认为，对伊朗领导层内部的深度渗透是关键的促成因素。因此，《解放军报》警告称，内部脆弱性与破坏活动构成了重大威胁。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的反腐败和政治“绝对忠诚”运动。
技术情报（特别是天基情报能力）也已成为关键的促成因素。诸如“吉林一号” 和 “北斗三号” 等中国系统为作战行动提供了持久的影像、安全的连接以及实时数据传输。高频率、多光谱情报的可用性正在稳步消除传统的战争迷雾，催生出一个透明的 “玻璃化” 战场。据报道，北京已利用伊朗战区的实战数据来为其 “北斗三号” 编写代码，以增强其探测和分类F-35及战略轰炸机等先进平台的能力。
这些进展压缩了决策周期并缩短了杀伤链，从而能够对包括隐形战斗机和航母战斗群在内的机动及高价值资产进行精确打击。对解放军而言，其教训显而易见——跨域情报、监视和侦察的整合对于未来高技术战争将不可或缺，其中电子主权和抗干扰韧性将至关重要。
第四个观察结果十分严峻：高强度战争会迅速侵蚀战备状态。美国在此次冲突中的战机可用率最初超过百分之八十五，但在第二周后急剧下降，原因是零部件的拆拼和机组人员的过度疲劳影响了出动率。作战节奏迅速转化为诸如福特号航母等一线平台的系统疲劳，而现实的后勤压力迫使美国从韩国重新部署了关键的防空资产。北京认为，美国同时打赢两场重大冲突的能力仍然令人质疑。
第五个主要教训强调了早期电子战和深层地下指挥系统的至关重要作用。尽管美国实施了钻地弹打击，但伊朗的关键能力由于坚固的掩体设施和“打带跑”战术而得以存续，这凸显了北京对战略纵深、冗余度、隐蔽性以及地下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度重视。
最后，水平升级已成为解放军吸取的关键教训。北京能够让宿营美军的风险超过联盟承诺所带来的收益。诸如菲律宾吕宋岛和日本冲绳等地的远东前沿基地将尤其脆弱，这使它们成为任何高风险升级战略的核心。此外，通过威胁该地区至关重要的海上航线与咽喉要道，中国能够对美国盟友施加直接的经济成本，并向其施压以使其在冲突中保持中立。
撇开这些从伊朗冲突中汲取的教训不谈，解放军将这些深刻见解转化为作战能力的效果，不仅在美中突发事件中至关重要，在包括南亚在内的其他战区也同样关键。
本文最初作为与喜马拉雅研究卓越中心(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Himalayan Studies）合作项目的一部分，发表于《论坛报》（The Tribune）。
关于作者：阿图尔·库马尔（Atul Kumar）博士是新德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战略研究项目 “国家安全与中国研究”的特约研究员。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Tribune as part of an arrangement with the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Himalayan Studies